自2008 年9 月国际金融危机从美欧爆发以来，随着中国、印度、东盟等亚洲新兴经济体逆势群体性崛起，资本、商品、人员、市场等经济要素在此高度聚集，加之亚太地区热点问题广泛分布，引发区内外大国纷纷加大对亚太的战略投入，加紧角逐亚太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亚太由此成为新的世界财富中心与全球“中心舞台”，致使中国周边形势更趋复杂，周边外交与外宣均需要有的放矢、与时俱进。

一、四大地区不同程度经历深刻演变，领土与海洋争端凸显，周边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上升

    在东北亚地区，朝鲜前领导人金正日于2011 年12 月17 日突然去世，朝鲜进入“金正恩时代”，朝鲜新领导人的内政外交尚处于摸索期，具有“稳中求进”与“稳中求变”的特点。朝鲜与韩国因为朝核问题以及李明博政权企图“趁虚而入”导致南北矛盾加深，朝核问题与天安舰、延坪岛事件导致美韩同盟及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加强，朝鲜半岛和平稳定面临严峻挑战，朝核“六方会谈”前景充满变数。此外，日本朝野对华政策右倾化、保守化与强硬化显著增加，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借炒作“购买”中国领土钓鱼岛谋取政治影响力，民主党野田首相企图通过将钓鱼岛“国有化”增大民众支持率与维持执政地位，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妄图强化“实际控制”、实现“法理控制”、单方面改变现状，严重挑战中国领土主权与国家安全。

    在东南亚地区，南海问题持续升温，菲律宾与越南等“声索国”极力强化对中国岛礁的非法侵占，美、日、印、澳等“ 域外大国”趁机介入，中国在南海的正当权益与合理主张面临严峻挑战。近期菲律宾在中国黄岩岛寻衅滋事，越南国会通过所谓《海洋法》染指中国的西沙与南沙群岛，面对菲律宾与越南的一再挑衅，中国被迫加大南海“维权”力度，正式宣布设立管辖中沙、西沙与南沙群岛及其附属海域的三沙市。此外，缅甸政府加紧实施“民主化”转型，反对派“民盟”领袖昂山素季重新参与政治后高调出访欧洲，美国任命驻缅甸大使并加快解除对缅制裁，地缘战略地位重要与“民主化”的缅甸成为各大国竞相争取的对象，中国与缅甸的传统友好关系面临考验。

    在南亚地区，美国迫于债务危机与财政困境，加紧实施阿富汗撤军计划，急于“甩掉包袱”。阿富汗以卡尔扎伊政府及其北约盟友为一方，以“塔利班”反政府武装为另一方，双方较量呈现“拉锯战”与“持久战”。巴基斯坦因为支持美国“反恐”而一再遭受恐怖袭击，美国越境打恐一再侵犯巴领土主权导致巴军民伤亡不断，致使美巴矛盾加深，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安全形势在“后美国撤军时代”面临新的变数。

    在中亚地区，中亚五国普遍处于政治与社会转型期。一些国家面临领导人新老交替的考验，哈萨克斯坦发生石油工人示威预示该地区既有统治方式面临挑战。大国在中亚的地缘博弈呈现“美退俄进”态势。

    综上所述，中国周边不少国家仍然处于政治转型期，政局不稳趋于普遍化与常态化，朝鲜、缅甸、巴基斯坦等“地缘枢纽国家”的发展走向尤其值得关注。与此同时，周边热点问题不同程度升温并且牵动全局，朝核乃至伊朗核问题难解，海洋权益争端加剧，阿富汗与巴基斯坦问题复杂，加之美国“重返亚太”，“激活”地区“休眠火山”，致使中国周边的各个方向都不平静，“局部震荡”难以排除，中国在周边的“维稳”与“维权”皆有难度，兼顾二者更为不易。

二、美国“重返亚太”导致中国周边环境更趋复杂

    美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迫于自身实力下降，对外收缩战线与突出重点，加快“了结”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将国家安全战略的“优先任务”从“反恐防扩散”转向应对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崛起，将地缘战略“重心”由“大中东（西亚、南亚）”转向亚太。美国作为中国周边环境的“干预变量”，实质性“战略回归”亚太，运用“巧实力”，发挥军事、外交与海洋“强项”，编织重组亚太联盟体系网络，重点利用地区矛盾争端与一些邻国的“忧华”心态，力图维护乃至强化其“亚太主导权”。

    美国“重返亚太”多管齐下，步步为营，咄咄逼人，动作频频。外交上， 奥巴马总统于2012 年11 月首次出席东亚峰会，希拉里国务卿对美国长期制裁的缅甸进行“历史性访问”，与日本、印度首次举办三边安全对话，在亚太加紧编织“防范中国”的联盟网；经济上，力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企图解构“10+3”等东亚经济合作，重塑与主导亚太经济秩序，极力抢攻亚太大市场；安全上，利用海洋争端挑拨离间，忽悠“航行自由”，妄想成为南海问题的“裁判”，将冲绳的部分美军向关岛、夏威夷及东南亚转移，宣布轮流驻军澳大利亚达尔文港，重点针对中国演练所谓“空海一体战”。

    美国“重返亚太”目的有三：一是解决眼前国内经济困局，急于到亚太找市场；二是顺应世界重心“东移”大势，弥补前任小布什政府过分专注“大中东”而忽视亚太的战略失误，力图摆脱“大中东”对美国的战略牵制与消耗，将注意力从“大中东”转向亚太，这属于“政策纠错”与“战略纠偏”的性质；三是应对中国崛起，企图通过编织防范与孤立中国的亚太网络，维护美国的亚太主导权。

    美国“重返亚太”手段主要有二：一是利用中国与邻国的矛盾，极力挑拨离间与分化瓦解，诱使中国陷入与邻国的争端而难以自拔；二是“扬长补短”，“扬长”即发挥军事尤其是海权优势，咬住南海问题不放，“补短”即在亚太经济合作的问题上“急起直追”，重点推动TPP。

    美国“重返亚太”前景并不明朗。受制于金融债务危机与内外多重困境，美国的“高调重返”可谓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美国的“巧实力”也将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加之当前中东北非仍然处于剧变与“阵痛”之中，乱象丛生与险象环生的“大中东”仍将严重牵制美国，阿富汗问题与伊朗核问题也将继续吸引美国的注意力，致使其“重返亚太”既力不从心，也难以完全放开手脚。

三、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相互依存日益紧密，但安全摩擦也在增加

    一方面，新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动更加广泛深入紧密，利益共享成为主流。其一，中国与周边互动空前密切，互动领域之广、频率之密、影响之深，均前所未有，不仅涵盖了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环境诸领域，而且双边官方定期与机制性的互访对话、民间商务与人文交流并行不悖。特别是在经济上，中国与周边大多数国家互为主要经贸伙伴，中国成为周边多数国家的最大出口国与重要投资来源国，中资企业在周边加快“走出去”，人民币在周边的“国际化”加快，中国与邻国的双边本币结算规模不断扩大；其二，中国与周边国家日益形成了“利益与命运的共同体”。经济上彼此相互依赖加深，互为主要市场与投资场所，共同参与区域、次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政治上以相互协调合作与支持为主，共同发出“亚洲声音”，共同促进“亚洲振兴”。安全上休戚与共，共同应对区域非传统安全挑战，致力于缓解传统安全领域“安全困境”，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成为彼此主要共识。文化上彼此具有共同或近似的价值观，共同致力于亚洲古老文明的复兴。

    另一方面，中国与周边一些国家也存在着摩擦甚至冲突。由于中国加速崛起与区域影响力日益增强，包括中国与邻国的力量对比差距拉大，致使与中国存在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的邻国焦虑不安，其加紧相互串联与加大对美国的借重，对中国实施一系列的反制手段。近来中国与某些邻国之间历史遗留的海洋领土争端不时升温，大多源于邻国对中国的猜忌增加，担心中国在崛起之后以武力或强硬手段“改变现状”（所谓“现状”即邻国非法侵占中国的领土权益等），个别邻国加紧寻求外力介入以制衡中国，一些邻国还以“抱团”的方式来应对中国。

   综合上述两种情况来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仍以“契合点”与利益交汇点为主，以“冲突点”与利益竞争为辅，机遇与有利因素超过挑战与不利因素。其中，“契合点”包括：共同的利益如经济、政治、安全利益等，共同的“事业”即各国大多以本国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为“第一要务”、谋求本国及区域安全等；共同的语言即致力于亚洲崛起与文明复兴、大多主张发展模式多样化与反对外来干涉等。“冲突点”则包括：尚未解决历史遗留的领土及海洋争端；市场、资源与能源竞争，生态环境的相互影响，在所谓区域影响力、主导权与“排名”上的竞争；“发展空间”及地缘利益（陆地、海洋）竞争。

   应该看到，中国崛起与和平发展给周边国家带来的主要是机遇，但也有“挑战”与“问题”。在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发酵的背景下，周边国家纷纷抢搭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快车”，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与此同时，中国商品、投资与人员“走出去”规模空前，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也对周边一些国家的生态环境产生复杂影响。特别是在海洋领域，中国与一些邻国的经济摩擦及安全矛盾值得关注，近来中国渔民接连遭到韩国、日本、菲律宾等国的打压，中国与邻国的渔业纠纷趋于上升，而中国海军现代化的稳步前进更是引起某些邻国的惶恐。需要正视的是，在中国加速崛起的背景下，区域内的力量对比正朝着对中国有利方向的发展，中国崛起对周边产生了“冲击波”的效应，致使周边有关国家对华疑惧上升，反制加强，既有争端更趋复杂化。

四、强化周边外交舆论战，增进周边外宣话语权

    随着中国崛起、美国“重返”与亚太升温，中、美、邻三方之间互动更加紧密，博弈更加复杂，周边舆论环境也随之变得严峻而敏感，西方与一些邻国对华发动宣传战、舆论战，不仅为美国“重返亚太”、邻国挑衅中国摇旗呐喊、打气加油，而且质疑、曲解乃至攻击中国的周边外交，企图从舆论上、形象上对中国崛起实施“软遏制”。

    面对错综复杂的周边形势与敏感多变的周边舆论环境，中国应理直气壮与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周边外宣工作，既要对错误的涉华舆论进行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又要主动宣讲致力于和平发展与和谐稳定的中国周边外交政策，对周边国家及其人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以理服人、用事实说话，努力防止周边陷入分裂、纷争与对抗，努力争取邻国民众对华理解，努力化解美国“外力介入”、分化离间与从中渔利的企图。具体而言，当前周边外宣应重视以下五点：

    一是宣传好中国的周边外交方针，包括既要坚持“不称霸”、“不干涉内政”、“不结盟”与睦邻外交等，又要承担相应的“大国责任”、为周边和平稳定发展提供“公共产品”、为周边诸多热点问题的妥善解决提供“良方”。特别是，积极宣传中国对于周边海洋争端的八字方针--“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强调破坏周边海洋和平发展环境的责任在于日本、菲律宾与越南，正是这三个国家顽固抗拒中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正确主张，才导致了当前周边海洋争端与矛盾的激化。

    二是为现实外交斗争与周边“维稳”、“维权”服务，包括充分运用历史证据、法律依据等对外开展涉及海洋领土争端的宣传、论证与辩驳。

    三是对周边国家讲清楚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与坚决捍卫领土主权绝不矛盾的道理，对外完整而全面地论述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既要防止外界将中国的和平发展误判为对外无条件的放弃使用武力，又要为中国的军事尤其是海军现代化多作、善作解释，强调其是为了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促进周边的和平发展，从而尽力消除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

   四是多讲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的积极面、“动人故事”与“好人好事”，尤其是在当前西方发达经济体深陷金融债务危机之中，唯有东亚与周边地区继续保持相对不错的发展态势，经济互利合作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主流，经济互利发展也是周边形势的潮流，应大力发掘介绍正面典型事例，促使周边国家不上美国挑起所谓“亚太军备竞赛”的当，共同继续致力于经济发展。

   五是强化周边人文交流、民间与公共外交，多做周边国家人民的工作，重点面向周边国家普通民众，积极塑造“可爱”、“可靠”、“可信”与“可敬”的中国形象。